1828年，英国的伯克利夫人设计了一种spank机械，被人们称为“伯克利木马”（Berkley Horse）。它外面包有皮革，可以使受鞭笞者选择任何一种角度和姿势，然后全自动地进行鞭笞。

“伯克利木马”名闻遐迩，远播到德国，因为除英国人之外，德国人也属于特别热衷于这一活动的民族。伯克利夫人仅因这一项发明在1828～1836这8年间就盈利10000英镑，换算到今天的购买力，大约值1500万英镑。由此可见，当时英国有spank爱好的人数量有多大。

除性之外，spank这个活动还流传到了军队里，变成了当时英国军队中违反纪律后的惩罚手段。

大家知道为什么现如今spank的工具啊，拍子啊，都长这个样子吗？长长的，方方的，像桨一样。

那是因为当时在英国海军里，没有专门的spank道具，于是最流行，最方便的spank道具就成了手头的船桨，久而久之便流传了下来，许多sp工具都做成了船桨的样子。

这一时期的名人都或多或少受到spank文化的影响，例如著名的哲学家尼采，他就说过，“如果你到爱人那里去，别忘了带上鞭子。”

《虐恋亚文化》中也引用了一个俄国农妇的故事来说明它到底是多么深入人心：

一个名叫约顿的德国人到俄国去，他很喜欢这个国家，就定居下来，娶了一位俄国妻子。他非常爱她，一直对她很温柔，但她却总是露出一副不太满意的表情，总是不断地叹气，目光低垂。这位丈夫就问她这是怎么了，因为他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事。

”他把她抱在怀里，恳求她告诉自己，什么事做得不对，无意之间伤害了她。他妻子说：“不是别的，只是在我们这里有一个习俗：鞭子才是真爱的标志。”直到约顿接受了这一习俗之后，他的妻子才开始真正爱她的丈夫。

1936年，一个名为赛宾斯的人出版了一本书，名为《Spencer Spanking Plan

（赛宾斯打屁股计划）》，在这本书中，他明确地提出了一个口号，“不要抱着愤怒去spank，而要抱着爱。”

这本书几乎所有内容都在安利spank这件事如何在婚姻内给夫妻双方增加情趣，可以看成是一本夫妻厕所读物，但之所以把它单独列出来，是因为它最早提出了“无论spank是为了惩罚还是娱乐，关键在于被打屁股的人是否愿意。”这一概念，可谓“知情同意”原则的先驱。

当然，好景不长，这一黄金时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，也跟着结束了。

一方面二战加剧了持不同立场国家之间的文化割裂，另一方面，战后各个国家几乎都加强了对于文化作品的审查，以德国为例，原先一票热衷于写bdasm&spank情色文学的作者都不得不转入地下或隐姓埋名。

大约到了20世纪末，关于spank的讨论才又多了起来。

这时的讨论主要集中在针对儿童的体罚行为。2009年的一项研究表明，童年时期，每年被皮带、桨、刷子等物体拍打至少12次的孩子，大脑中产生的灰质会变少，在成年后更易导致攻击性和精神疾病。

美国的许多州也把禁止体罚儿童写进了法律。这一时期，大部分人已经能够认识到赛宾斯所说的，“不要抱着愤怒去spank，而要抱着爱。”

在这一时间段内被广泛讨论的还有成年人spank行为背后的快感联系和权力关系。

心理学家瑞克写道，他观察一个女性鞭打男性的案例，发现被鞭笞者最快乐的时候是知道自己要被鞭打，做着鞭打准备的时候。他发现对鞭打的期待比鞭打本身具有更重要的作用，他说，受虐的快感更多地依赖于对痛苦的期待而不是痛苦本身。

而关于spank的权力关系，我读到一个真实的有趣案例，就用它来说明吧，也作为本篇的结尾。

1987年，英国法庭对一位专业提供虐恋及spank服务的妇女培因（Madame Cyn Payne）进行了审讯，史称“培因夫人案”。

当时警察从她家里搜出来了几麻袋用来虐待人的工具，手铐，项圈，脚镣，皮鞭等等，于是怀疑她涉嫌虐待。

法官问她，你这些东西都是用来做什么的呢？

她回答，我有两个奴隶，他们负责我所有的家务，打扫、做饭、洗衣等等，作为报酬，我不给他们钱，而是给一些羞辱和体罚。

法官又问，那具体是怎么做的呢？

培因继续很平静地回答，通常我会向他们颁布我自己的法律，如果有人违反了，会有一个审判的仪式，告诉他违反了第几条，通常这时候另一个奴隶也需要在场作为观众，这会增强被审判者的羞耻感，然后就是执行，写一份宣判书读给他听，再给他戴上锁链，监禁一段时间或者走上鞭笞台接受我的鞭笞。这就是他们的报酬。

法官听完之后摇了摇头，然后开始了审判，告诉她违反了第几条法律，罪名是“非法拘禁”等等，这时候所有的陪审团都成了观众，望向培因，然后法官开始宣读她的宣判书，告诉培因她被判处了18个月监禁，然后给她戴上锁链，关进了霍洛威监狱。

福柯有句话很适合作为此案的评价，“通过戏剧性的模仿撕开权力伪善的面纱，这正是虐恋关系的讽刺力量之所在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