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果李银河女士的《虐恋亚文化》书中所讲的数据无误的话，按照其中的数据推算。大约有47%的人在面对思慕行为时会有性唤起。也就是说，从我们身边随便挑十个人出来，差不多就有五个人有这方面的倾向。甚至幻想过绳缚/被绑，鞭打/被鞭打……

那就有人要问了，“怎样才能发现自己身边的思慕同好呢？”，“有哪些途径可以找到女慕”这类问题应该迎刃而解（男思们的深处渴望）。我教你，去个人多的广场，运足中气，大喊一声，“我有施虐倾向，你们女生里面谁有受虐倾向？我们来试一次吧，愉快交友”。排除老人孩子未成年，应该会有很多人和你心照不宣地微笑了。

但是事实上，没有谁敢有这个勇气，外界的负面评论足以杀死任何幻想。所以我们只能凭着对对方留下的蛛丝马迹进行判断。小心翼翼的试探，一旦发现自己判断失误，就会找借口百般否认，以免给人印象里打上“变态”标签。

以当前的社会三观，这样的单个探寻方式无疑是最安全的，就算失败也不至于背负巨大的社会成本。可是，假定我们以一个群体作为一个单位。这显然不再是最优策略，最好的办法就是定一个不成文条约，让身边的潜在同好能够一眼就看出你的属性，这样寻找玩伴就会轻松很多了。避免了很多不必要的尴尬。

这就叫“纳什均衡”理论。这个概念出自博弈论，是博弈论很重要的术语，即在各自双方没有良好的沟通渠道、也没有任何组织机构来为他们传递信息的情况下，双方都按照对方可能采取的“对自己最佳的方案”而做出决策，其结果往往导致努力结果不如人意。

一个经典的例子可以更好地说明这个现象，可能大家都听过，即“囚徒困境”。

两个小偷甲和乙同时被抓，隔离起来后他们被告知，如果两人同时抵赖，则会因为没有证据，两人各判刑3个月；如果两人同时招供，那么两者都判刑5年；如果有一人招了，另一人不招，那么招的那个人会因为有立功表现而释放，没招那个就要重判10年。

他们都面临着一个两难的选择——坦白或抵赖。我们外人肯定都看的出来，最好的结果肯定是双方都抵赖，两人都只被判3个月。但是由于两人处于隔离的情况下无法串供，每一个人都是从利己的角度出发，他们选择坦白交代是最佳策略。因为坦白交代可以期望得到获释，但前提是同伙抵赖，显然要比自己抵赖要坐10年牢好。

这种策略是损人利己的。不仅如此，坦白还有更多的好处。如果对方坦白了而自己抵赖了，那自己就得坐10年牢。太不划算了！因此，在这种情况下还是选择坦白交代最为稳妥。即使两人同时坦白，至多也只判5年，总比被判10年要好。所以，两人对自己的来说就是选择坦白，原本对双方都有利的策略(抵赖)和结局(被判3个月刑)就不会出现。

这种两人都选择坦白的策略以及因此被判5年的结局被称为“纳什均衡”，也叫非合作均衡。因为，每一方在选择策略时都没有“共谋”(串供)，他们只是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策略，而不考虑社会福利或任何其他对手的利益。也就是说，这种策略组合由所有局中人(也称当事人、参与者)的最佳策略组合构成。没有人会主动改变自己的策略以便使自己获得最大的利益。

“囚徒困境”有着广泛而深刻的意义。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，每个人追求利己效果而导致的最终结局是一个“纳什均衡”，也就是对所有人都不利的结局。只有当人们都首先替对方着想时，或者相互合谋（有这样的机会）时，才可以得到最佳之结果。

那么再回到上文的问题，既然很多人都有思慕倾向，为什么我无法在身边发现思慕玩伴？因为每个人都选择了对自己最优的策略，每个人都隐藏了起来，从上帝视角来看，我们无形中就促成了思慕群体中的纳什均衡。

那么有没有什么办法来打破这种均衡，提高整体的效率和利益呢？很简单，只需要破坏纳什均衡的前提条件。即有渠道、或者组织机构去为他们传达信息，做一个中间人。令双方形成某种联系或者默契，也即“囚徒困境”中的串供。

打个比方，有个官方机构设置了一个暗语，对上暗语就能知道对方是否是圈内之人。这个时候，隐藏自己就不再是最佳策略，只要对上暗语，就能发现潜在的同好。一旦出现这样的条件，那么纳什均衡即被打破，相反的，群体的最佳选择——找不同的人去对口号，成为了个人的最佳选择，此时，个人的利益与整体的利益都达到最大化。

当然，理想是美好的，现实是残酷的。这个条件形成后不久，很快会有心怀不轨者利用这个口号来干不符合集体利益期望的事情，比如行骗等等，到那时又会形成新的纳什均衡，需要进一步的规范和管理。

说了这么多，又好像啥都没说，也没法帮助大家从身边找到喜爱思慕的同好（苦闷）。目的只是想告诉大家，其实思慕也只是人类社会行为的一种，只要我们以科学理性的态度来剖析，就能发现这并非只是乌烟瘴气，混乱不堪的yp圈。